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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和:汾阳县首个知青生产队长

2018-12-17 15:02来源:大发3分彩—5分快乐8计划公式编辑:李如是作者:

 

  人物小传

  王和  男  1948年12月生人

  6年知青、4年街道办事处、30年北京日报新闻人;

  1965年毕业于北京三十一中(初中六五届)

  1968年12月毕业于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(高中六八届):

  196812月年赴山西汾阳峪道河公社下池家庄大队插队,曾任第四生产

  队保管员和生产队长:

  1974年底困退回到北京;

  1978年考进北京日报,30年来,先后在党团部担任记者;在理论部担任《革命接班人》、《社会天地》编辑,1986年任《党的生活》主编;1987年调日报政法部,担任副主任、主任;1999年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刊《宣传手册》总编。30年的新闻生涯,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,所写稿件曾获全国、北京市、报社、及各专业评比的各种奖励。

  2009年1月退休。

 

  我自小在北京城里长大,对农村一无所知。1968年,赴山西插队后,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农民。

  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8日,我和同班的9个同学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母校北京人大附中,拥挤在火车里煎熬了十几个钟头后,被卸到山西孝西一个从未闻名的小站上。随后,我们其中的8个人爬上一辆敞篷的大卡车,和其他年级及马甸中学的学生共32人,被送往汾阳县峪道河公社下池家庄大队(那个年代,现在的乡叫公社,村叫大队,自然村叫生产队)。

  另有一位班里女才子隋丽君,因父亲的身份被班里很多“出身红色”同学漠视,伤透了心决意独自去了杏花公社小相大队,后来回北京在北京出版社担当了文学编辑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与同为人大附中的同学陈建功(中国作协副主席)婚后相得益彰,至今还投身在文学事业中。

  

  (离开人大附中前合影,其中8人去汾阳插队了)

  当时,拉着我们的卡车到了汾阳并未进县城,多少次的东拐西转后离开公路,在峪道河公社稍作停留后,扬着黄尘爬向远处的大山,不用说我们去的是个山里的村落呀!

  卡车马达轰鸣着、喘着粗气,在狭窄的黄土山路上费力地攀上一个高坡又一个高坡,而每一次爬升的颠簸就让我们的心抽紧一次,再加上12月份的刺骨寒风中满眼的一片荒芜,难道这就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吗?

  尽管我已有了今后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理准备,但依然没想到要去的是这样一个偏远的山村……终于,有女同学哭泣起来,一时间大家都陷入沉默甚至对未来的恐慌和绝望。

  下池大队,下辖6个生产队1000多口人。初到这里,村干部和老乡同我们一样都懵里懵懂,还以为是上面派来工作组,都把村里相对好的住所腾出给我们。几天后,乡亲们知道我们是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情”,又给我们调换了住处。

  从那时起,我开始了未来飘渺的插队生涯,身份变成了山西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农民,过着与北京完全不同的日子,干着土里刨食的农活,还要爬20多里的山路到深山里砍柴,120斤的柴担让肩膀肿痛难捱,唯一的旧棉衣的肩头很快就磨翻出了棉絮……

  从1968年到1974年,我在下池村插队共6年,铭刻于心的记忆不胜枚举,其中后两年当生产队长的经历,我想记忆下来。

  插队四年后,破例成为生产队长

  1972年秋冬,我当上峪道河公社下池家庄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(当时形势下称为政治队长),成为中国社会最低一级、并且不拿一分薪金的“领导干部”。而这个队,是下池大队6个生产队中最为贫困潦倒的一个队。

  其实我们刚到下池村时,我分在相对富裕些的第五生产队,但一年后大队就进行调整,动员知青支援贫困潦倒的第四生产队。

  那时都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,这个队不仅壮劳力薄弱,而且人心涣散导致社员出工不出力,即使壮劳力一天挣满10工分也就合几毛钱,一年下来也挣不到100块钱,连一家的口粮钱都远远不够,所以会计的账本上家家都欠着生产队的钱。

  而生产队也是个空架子,分了口粮、缴了公粮后也就剩下来年的种子,而缴公粮换回屈指可数的几个钱,还得买化肥、农药、杂交种子(我们那里主种植晋杂5号高粱,除了产量高毫无可取,而且每年要到种子站买杂交种子)等等,一分钱都没得分给社员,其他队的社员绝对没有一户肯转到这个队。

  

  王和(前排右一)与被动员到贫困四队的知青合影

  大队动员知青到四队,无非就是看中我们这些好劳力,又不在乎在哪个队一年的收入能多几块钱,所以,很快包括我在内的六七个知青响应了“大队的号召”到了四队。

  转眼两年过去,到了1972年的初秋我们已经插队4年了。

  这时有人酝酿想选我来当四队的生产队长,并游说于我,被我一口拒绝了。

  我正心神不定,此时,四队队长张坦风却坚决要撂挑子。这个山西大汉干农活是把好手,但就是指挥社员过于简单而引发一堆怨言,结果累死累活也没落好,一气之下说什么也不干了。而且大队、公社对这些不领一分关饷的生产队长,因为没有硬性约束力而一时束手无策。

  这时队里有不少人建议让我当队长,原因也简单:谁当队长都难免给自己弄点好处,比如用队里大车给自己拉点土盖房呀,家里人出工时多记一两个工分啦……前两任队长为此没少招非议(其实像四队这样穷得就剩一屁股债的模样,当队长的即使想要“以权谋私”又能谋多点好处呢);而北京知青就不一样了,没家没业又不打算在这儿发展,也不参与队里一贯的姓氏之间的矛盾,不像村里人当队长难免会为自己家庭家族多少牟些好处,说的冠冕堂皇些,就是知青能在复杂的矛盾中能保持些公正性。

  还有,我插队以来干农活还真不惜力。初中在北京31中上学时曾酷爱单杠、双杠等运动,天天和几个好友比拼,等到高中进入人大附中,马上就被招入校体操队进行了更加系统的训练,身体硬件还是不错的。

  到农村后, 180斤一麻袋的玉米、高粱,200斤一麻袋的麦子,扛起来登上窑顶晾晒不在话下.

  特别是240斤一麻袋的绿豆,照样也能凭借上学时练就的腰腿之力扛起来就走,这水平自然获得村民的认可。

  还有,锄地、割麦、打场、收秋、赶大车、掏茅厕、摇耧播种等等,我都毫不惜力去干。当时也没想要争什么,而且确实也争不来什么,憋着一口气就是不想让村民看不起我们这些城市来的知青。

  再就是我和村里老乡关系处得不错,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和我们这些知青打交道,几年下来交了不少朋友。而我因此前当了两年保管员,和其他几个队也没少打交道,人缘混得还算是可以的……

  为了自己能顺利撂下队长这个摊子,队长张坦风便上上下下到处拿我说事,恨不得把我说成一朵花,中心意思就是我可以胜任队长一职。

  没想到这事儿竟被公社蹲点下池大队的干部侯中山、武润花(两位对知青不错)以及大队书记张坦雄、大队长朱学俭所认可,再加上对张坦风撂挑子的无奈,赶紧把情况汇报到公社,居然很快获得同意我为汾阳县的首个知青身份的生产队长啦。

  

  (当队长后的留影,右起:武润花、裘季燕、张述贵、侯中山、老胡、王和)

  社员家家分上了从未见识过的菜籽油,一个个眉开眼笑,其他生产队开始对四队刮目相看

  那年,我还未满24岁。由此,这个生产队38户人家、140多口人的吃喝拉撒,让我这个外来户一肩都得担起来。

  既然当了队长就得干点实事:一是别让人太小瞧了我们这帮北京来的学生;二是年年要给政府缴几万斤公粮,队里100多人月月还张口等着要吃要喝,压力山大呀!

  好在我们队有一个还算不错的班子。

  副队长张坦风:前任队长,因凝聚力(人缘)差而坚决撂挑子,但干农活绝对一员虎将。他对我说:“你只要安排调度好,苦活、累活由我负责带着大伙干。”

  

  王和(后排右一)与班子成员合影,(后排右三)为张坦风

  副队长张述贵:主要管理牲口的使用,别的生产队还没有设这个职务的。张述贵堪称军师级人物,极聪明、点子也多,就是不愿意出面得罪村里那些人而一直拒绝当队干部。

  他和我关系极好,表示:“你要当队长,我就给你当这个牲畜队长,既然干咱们还肯定让四队庄稼增收、还能干出点新花样。”说实话,要没有张述贵这位“能人”垫底,我还真不会接四队队长这个烂摊子。

  妇女队长裘季燕:我的同班同学,名门之女,老爹为全国植保界鼻祖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裘维蕃,而她自己在下池修理地球;生性一副混不吝的劲头,我还让她执掌全队工分管理,人人敬畏三分。

  我当队长在某种程度就是他们怂恿的。昏暗的煤油灯下,挤坐在只铺着草席的土炕上,抽着8分一盒的“经济烟”,这几个人信誓旦旦表示“团结在王和身边”给我打气,这几位之间不存在乌七八糟的钩心斗角,只图心顺还都愿意干些实事。

  

  (2007年,王和与已是农科院著名教授的裘季燕留影)

  四队穷得几乎就是“一张白纸”了,曾经从其他5个生产队动员来的知青,也所剩无几,在这张白纸上努力画吧,还要争取画出点新玩意。

  自我们到下池大队以来,眼看着村民每年就是分点棉籽油、蓖麻油,而这两种油按现在说法都含有毒素,但在那年月有点油星就宝贝得不得了,非年节或贵客上门根本舍不得动用。

  张述贵给我出新点子:“一直想在咱们这黄土坡上种点油菜花,只是没有先例谁都不敢动手,我在别的公社看见过,那油菜籽出油量大,榨出的油可好吃了。”

  反复论证后,我们引进最新品种,选了村口最好的50亩地播下油菜花种籽。眼巴巴等来了油菜花开,50亩地罩上一片金黄,从没见过这景色、这阵势的下池村民们吃惊了……但我心里却忐忑不安,万一实验砸了可咋跟社员们交代呢?

  我和张述贵几乎天天都要到地里观察生长情况,直到收获后把油菜籽送到榨油厂,再从榨油厂把一桶桶菜籽油拉回队里的库房,核算后确实丰收了才把心放回到了肚子里。

  四队社员除了惯常的棉籽油之外,家家还分上了从未见识过的菜籽油,不仅一个个眉开眼笑,村里其他队也首次对穷呵呵的四队刮目相看。我也没敢把菜籽油全部分掉,库房里还留存了三大瓮1500斤,别的队或外村闻讯都想换点品尝,可以,2斤别的油换我1斤……再有,用油菜籽油还换回不少紧俏的化肥指标,为来年的大田施肥打下了基础。

  从此,种植油菜花成了四队的保留项目。

  四队的牲口棚早已破烂不堪,老饲养员不止一次就找我磨叽下“通牒”:“队里的十几口骡马驴都在这里养着,万一塌棚砸坏几个我可不担这责任!”我明白,这些牲口是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命根,让多少任的队长个个发愁,都想修都苦于队里根本没有这笔钱。

  看着那岌岌可危的牲口棚,咋办?我们几人商量来商量去,就想办法弄来些木材,白天夜晚加班奋战,6间牲口棚很快见了雏形,老饲养员露出了笑模样。

  我们还做了很多、很多、很多……

  1974年收秋结束后,我辞掉队长离开下池村大队,四队收获粮食多了些,集体财产多了些,但和全国农村一样,依然是不可想象的贫穷!

  我虽然在这个山村只生活了6年,不过是70年生涯的一小节。但特殊的经历、特殊的情感,让我对这里的山水这里的人,50年后依然念念不忘!

  山还是那样的山,地还是那么多的地,可农民活的方式不能不让我一惊。过去是生产队长们逼着大家从早干到晚、从年初干到年底,就连谁需要上山砍担柴、出门办点事,都得队长批准才行……就这么干结果还是吃不饱、穿不暖、没钱花……

  此时人们变了,似乎“捎带手就把地里活儿干了”,一年中得有三四个月闲着,没事就打牌、搓麻、串门、聊天;可地里庄稼楞比七十年代我当队长时天天累死累活时长得好、收的多,家家基本都是细粮当家了。

  我们当年插队时连牲口都不爱吃的“晋杂5号”高梁难见踪影——那可是我们当年的主打食品。我在村里住了两天,想再回味一下苦涩难咽的高梁面“擦夹”,走了七八家楞没找着高粱面,招来的是不解的疑惑:“现在谁还愿意吃那个呀……”

  怎这么邪门!村里人给我解释,其实就是把集体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,生产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,农民干起活来不用扬鞭自奋蹄。

  当然,轻闲不等于福,于是村里零星有人开始走出山村求发展了。

  重新审视我当队长的两年,累死累活究竟干了啥?当然,作为集体经济的运行的执行者,当年大势如此我也无需有愧……

  至于现在,我插队的村庄变化更大了:村边修上了铁路,曾经光秃秃的村口立起来牌楼,当年的旧屋褴窑或废弃或翻盖,村里也停上一辆辆的私人汽车了。

  我虽然在这个山村只生活了6年,不过是70年生涯的一小节。但特殊的经历、特殊的情感,让我对这里的山水这里的人,50年后依然念念不忘!

  (作者为《北京日报》原政法部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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